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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1]孔氏，名丘[2]，字仲尼，魯（今中國山東曲阜）人，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是中華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的首代祖師，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3]、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地區又被稱爲儒家文化圈。
孔子與中華文化孔子雖為諸子之一，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本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學說治天下，西漢武帝前推行黃老之術而以「無為」治國。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黷百家，表章六經」，確立鞏固了孔子學說在中華文化中的主軸地位，恢復六經的正統地位，孔子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人物。邵雍指出，「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 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16]，這就是說，孔子整理「六經」，對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來文化的進行綜合，所謂集大成也。國學大師柳翼謀以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錢穆亦認為「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17]宋儒朱熹曾歎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中國國父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 孔子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衝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製，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制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制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於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人心與人生》、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與人生》可謂現世之見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 總的說來，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於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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